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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还是祆神? ——从于阗看丝路宗教的混同形态

点击数:3912016-11-14 23:09:38 来源: 网络 作者:荣新江

新闻摘要:汉唐时期狭义的西域(今新疆),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干道所经之地,因此,西方的各种宗教通过此地向东传播,不论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还是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摩尼教、景教,都在西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汉唐时期狭义的西域(今新疆),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干道所经之地,因此,西方的各种宗教通过此地向东传播,不论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还是发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摩尼教、景教,都在西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西域的绿洲王国,一向对外来的各种文明采取相容并蓄的态度,使各种宗教得以在这里比较自由地传播,而且有时多种宗教汇聚一地,如古代高昌,佛教曾经和祆教并存,佛寺也曾和摩尼教、景教的庙宇并立。 本文所要探讨的丝路宗教混同形态的例证,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代于阗王国的一个遗址——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ik,维吾尔语意为「象牙房」),它东南距和田城约120公里,西距和田河75公里,东距克里雅河35公里。在这处表面看来是一片流沙掩埋的荒漠之地上,曾经耸立着代表古代文明的宗教庙宇。 

  一、考古调查 

  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途中,偶然发现这座古代遗址 。1900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M. A. Stein)在赫定记录的指引下,找到丹丹乌里克遗址并进行了发掘,获得大量古代文物和写本文献,其中以一些寺院的木板画最为引人注目 。1905年,美国地理学者亨廷顿(E. Huntington)短暂走访该地,但无任何古物方面的收获 。1928年,德国的特灵克勒(E. Trinkler)探险队也曾深入其地,发掘到部分古物 。以后,丹丹乌里克告别了西方探险家,再次沈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1995年,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决定,支持王炳华先生领导的新疆考古研究所,重新调查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翌年,新疆考古工作者深入塔里木盆地腹地,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 。可惜由于新疆文物部门的某些领导不支持这项具有前瞻性的考古工作,才而使得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计划落空。 
       然而,两年以后的1998年10月,瑞士人鲍默(Christoph Baumer)组成所谓「中瑞探险队」(Sino-Swiss Expedition 1998),率领8名队员 ,深入塔克拉玛干,不仅找到了遗址,而且进行了发掘。1999年夏,鲍默在美国《东方艺术》上发表《重访丹丹乌里克:一百年后的新发现》一文,介绍了他们发掘到的壁画、雕像 。翌年,他又在曼谷出版《丝路南道:沿着斯坦因爵士和斯文赫定的足迹前进》一书,详细介绍了他们考察整个丝路南道的情况,其中也包括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过程,与上述文章内容基本相同 。鲍默最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是在他编号为D13(可能是斯坦因编号的D. X)的殿堂建筑的内侧墙壁上发现的两幅壁画,都是三人组合的神像(divine triads) 。 
       二、唐代的杰谢镇 
       根据斯坦因等人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汉文和于阗文的文书,我们已经对证出,这个主要在公元八世纪活跃的城镇,在唐朝时的本名是杰谢(Gayseta),唐朝在此设杰谢镇,作为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 。 
       根据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以及近百年来学者们对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和于阗文文书的解读,我们目前可以把丹丹乌里克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建筑,按照相互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分成四组,并根据这些房屋里面发现的文物和文书,判定它们原本的性质。 
       A组:位于遗址的东北部,主要由一处较大的房屋遗址和一个小庙组成 。其中斯坦因编号为D. V的房址,是由七间房屋构成的一个建筑组合,从出土的汉文和于阗文文书来看,性质是住宅。斯坦因据当时已经读出的汉文文书中的「思略」一名,推测这里是暂时或长期使用的官衙。我们根据斯坦因从这间房子里发掘到的D. V. 6号文书《大历十六年(781)二月杰谢百姓思略牒》 ,以及推测是来自同一房址的M. 9. c(Hoernle MS 3)号文书后补写的《建中七年(786)十月五日杰谢萨波斯略条记》 ,八世纪后半叶在这里居住的主要人物,就是文书中提到的思略(或作斯略,于阗文作Sidaka),他曾任杰谢的萨波(Spata)一职,是这里的「首领」、「城主」一类的胥吏,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斯坦因在同一房址发现的D. V. 4号于阗文文书,是Spata tturgasi致Spata sidaki(萨波斯略)的书信 ,证明了这里就是思略的住所。从这所房子有七间来看,这里应当是杰谢地区的行政官府所在地,同时也是思略的住所。在这些房间中还发现有梵文佛典、于阗文文书(D. V. 3)、木简(D. V. 5)、汉文文书等。 
       位于D. V正南十多米处的D. IV,是一个佛殿遗址,中间的佛坛上原本有佛塑像,但只有残块洒落在地上,有绕行的回廊,门向东开。在房间里,斯坦因发现了两面画有立佛像的木板(D. IV. 4)。还有一块较长的木板上,画着鼠王传说(D. IV. 5),是于阗当地民间信仰的反映。另有一些梵文经典的写本和于阗文的世俗文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件文书(D. IV. 6.1)中提到了Sūlī krrapūśiri hīya ... vāra,意思是「属于粟特人Krrapūśiri的部分」 ,确证当地有粟特人存在。可以确定,D. IV是附属于D. V大房子的一个宗教建筑,它很可能是供这所大房子的主人——杰谢地区的行政官吏们进行佛事活动的兰若,其中也包括了地方信仰的神像。D. V大房子的门向南开,正好对着这所小庙,或许也说明了这一点。房间里发现的于阗文世俗文书。 
       B组:位于遗址东南部,由两座南北相距很近的建筑组成 。北面的一座编号D. VII,包括三间房屋,其中两间有佛坛。里面发现汉文契约文书多件,D. VII. 4. a是《大历十七年(782)行官霍昕悦便粟契》,粟主为护国寺僧虔英;D. VII. 3. a是《大历某年许十四举钱契》,钱主大概也是护国寺僧虔英;D. VII. 2是《建中三年(782)七月健儿马令庄举钱契》,钱主为护国寺僧虔英;D. VII. 4. e + D. VII. 4. d是《建中八年四月阿孙举钱契》;此外,D. VII. 4. f是《护国寺计算所牒》,D. VII. 7是《护国寺三纲帖为外巡僧大辩领家人刈草事》 。斯坦因根据沙畹(Ed. Chavannes)翻译的这些汉文文书中提到「外巡僧」的内容,认为这里是照看护国寺庄园的职事僧的住地。这些文书中有的有护国寺三纲具名,有的有护国寺上座的判词,而且还有本寺计算所的牒状,很可能这里就是护国寺的一部分,这组建筑既是僧人起居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供养佛像、修习法事的地方。在主建筑东南角附近的沙土上,发现了三幅木板画,两个可能原本是挂在墙上的。D. VII. 1是一个方形木板,上面有个突出的部分,中间有孔,可以悬挂起来,画面有些磨损,斯坦因以为是一个菩萨。D. VII. 5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面略呈尖状,上下各绘一个有头光的骑者,上面的骑马,下面的骑驼,手中都端着一个杯,有鸟从空中直冲向杯。D. VII. 6的正面绘着一个婆罗门教的湿婆形象,三头、四臂、骑双牛,但斯坦因以为在此是佛教的菩萨。背面也是一个四臂神像,但完全是波斯王子的装束,这使得斯坦因颇感困惑。 
       在D. VII的南面,是编号为D. VI的佛殿遗址,门向北,内部的形制与D. IV相同,中间是佛坛,周围是两重的回廊。回廊上有壁画的千佛座像。神坛前,发现了两块木板画。其中一块(D. VI. 3)绘有十个坐像,可能是菩萨。另一块(D. VI. 4),双面绘制,每面是六个坐佛。在这里,还发现了梵文佛典和于阗语文书残片。鲍默等人再次掘开这座佛殿(他编号为D 7 a)时,斯坦因描述过的佛像壁画仍然存在。从门的朝向和内容来看,可以推断D. VI是D. VII的附属宗教建筑,即护国寺僧人做佛事的地方。 
       C组:位于遗址中部偏西北的位置,斯坦因在编号为D. VIII的房子里,发现两件汉文文书和于阗文文书残片 ,汉文文书也是属于护国寺的文书,可能是僧人从其他地方带到这里的。其北面还有一座斯坦因编号为D. XIII的遗址,和D. VIII一样,已经被挖宝者挖掘得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了 。 
       D组:位于遗址西南部,是宗教建筑最集中的地方 。最靠东面的D. II是佛寺,有大小两间殿堂,大的一间是中间为佛坛,四周回廊式;小的一间正面靠墙是佛坛;两间房子的门都向北开。大佛殿中发现了一些佛像周围的塑像装饰和附属的小塑像,回廊保存有壁画千佛。小佛殿中发现有比较完整的坐佛塑像、佛像周围的装饰塑像和纹饰。在东墙靠近佛坛的地方,保存有一座毗沙门天王像的下半身,其背后的壁画上,绘有龙女传说和高僧像。还有三排骑者的壁画。在D. II所发现的木板画上,D. II. 4是两面各绘一个三人组合的神像图;D.II.03单面绘画,两个坐像,有头光,怀抱紧束的婴儿;D. II.79绘一像是在跳舞的女子;D.II.010是一个窄长的画板,上面绘有五个坐像,有些模糊不清,斯坦因以为很可能是佛教的神像。非常遗憾的是,鲍默等人再次掘开这座佛殿时,毗沙门天王像已基本毁坏,龙女故事画也看不见了 。 
       D. III是位于这组遗址中间的一间,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些梵文佛典的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还有于阗文《僧伽咤经》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这些贝叶形的佛典残片应当是属于一个佛寺图书馆的藏书,但它们是偶然散落在这间房子里面的,因为房间靠东墙的地方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台子,因此这里一定是个伙房。 
       这组遗址西部的D. X,也是中间为佛坛,四周为回廊的佛殿,门向北开。斯坦因掘开的一面墙上,是壁画千佛,因此没有继续清理其他墙前面的积沙。他在神坛的四周挖出仍然靠立在那里的一些木板画,它们应当是原本供养时的情形。这些木板画构成丹丹乌里克出土物的最精彩部分:D. X. 3是三人组合的神像,斯坦因认为是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D. X. 4描绘的是蚕种传入于阗传说,面部是波斯风格的公主戴着高高的帽子,里面藏着蚕茧,一个侍女指着这顶帽子,旁边有一神像坐在织机后面;D. X. 5是一有头光的骑者骑着花斑马,左手握缰绳,右手端着碗,飞鸟向碗冲去,马和骑士都是波斯风格,与D. VII. 5所绘相同;D. X. 8是一女神怀抱婴儿,头部也是波斯式的处理手法。此外,斯坦因还在这里发现于阗文佛典,如《僧伽咤经》、《首楞严三昧经》 。鲍默等人重新掘开这个殿堂(编号D 13),清理了中间佛像的基座,还清出四面墙壁前的沙土,露出上面的佛教壁画。除斯坦因发现的千佛见于东壁和南壁外,还有大型立佛的脚部、一些女供养人(图1)、两个男供养人及一个骑在红色骆驼上的骑者(图2),还有两组三人组合的神像 。 
       位于D. X南面的D. XII,是形制相同的佛殿。其中发现了佛教雕像残片,还有真人大小的壁画佛或菩萨像的腿部。 
       总的来看,这是杰谢当地佛寺集中的地方,神殿里面供养着佛像和地方神祇。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杰谢好像是孤悬于大漠中的一块飞地。然而,在唐朝时,从沟通塔里木盆地的和田河中间的神山堡(今麻札塔格)向东,有路通向杰谢,而从杰谢向南,则可以到达坎城地区(今老达玛沟一带),进而和丝路南道会合 。在某种情况下,杰谢是西域南北往来的快捷方式所经之地,因此,这里的住民和文化可以视为西域地区丝路城市的一个缩影。 
       三、佛像与祆神 
       鲍默等人新发现的三人一组的神像,引起了我们对丹丹乌里克遗址一些宗教图像的再思考。 
      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发掘到的一批木板画,虽然从斯坦因本人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识别出其中一些形象所具有的波斯艺术特征,但因为于阗是著名的佛教王国,从来没有人把这些木板画的形象和祆教图像联系起来。比如D. X. 3三人组合的神像,系统研究过于阗图像的威廉斯(J. Williams)认为,左边的是因陀罗(Indra),右边是梵天(Brahma),中间是释迦的母亲摩耶‧室利(Maya-Sri)或多产女神 。     1992年,莫德(Markus Mode)发表《远离故土的粟特神祇──近年粟特地区考古发现所印证的一些和田出土的粟特图像》一文,判断出和田出土的一些木板画(主要是出自D.X和D.VII遗址)上,绘制的不是佛教的形象,而是粟特系统的祆教神谱,特别是D.X.3的木板正面三人组合的神像,他认为从左到右依次绘制的是阿胡拉‧马兹达(Ohrmazd)、娜娜女神(Nana)和风神(Weshparkar) 。 
       鲍默新发现的壁画就出土于斯坦因的D. X遗址,因此,他所发现的两组三人组合的神像就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里曾经出土过被视作祆神的三人一组木板画。 
       鲍默对这两组图像的描述和看法如下:北墙西侧的三人组合(图3),(1)左面的神像三头,双腿下卧着一头黑牛,可以毫无疑问地把他比定为湿婆(Shiva)和他的座骑牛(Nandi),这个印度教神祇被纳入了佛教金刚乘的万神殿中,在于阗语文书中叫作Mahesvara(摩酰首罗、大自在天),是宇宙的八大守护神之一。他被描画成三头(Trimurti):中间的头上有第三只眼,象征着他的至高无上和深远莫测。其左侧的女性面孔微带笑容,代表湿婆的配偶铄乞底(Shakti),表现他的活力;右面愤怒的面孔,表现他的凶暴和毁灭的一面;他上举的双手握着日轮和月轮,下面的左手握着的可能是石榴(pomegranate),右手一般握的是金刚(vajra)。(2)右面的男性神像也是三头,上举的两手握着太阳和月亮或其他表示宇宙的圆形物,下面的两手执三叉戟。这个神像可能是梵天(Brahma),只是作三头而不是通常的四头,他也被金刚乘吸纳。虽然三叉戟常常为湿婆所有,但也和其他神祇结合,如观音的一百零八前身之一的Brahmadanda-Lokesvara。(3)中间的女性神祇,怀抱一个兜裹成条状的婴儿。斯坦因在这个遗址中发现过一个与这幅壁画相似的三人组合的木板画,据威廉斯的解说,左边是因陀罗(Indra),右边是梵天(Brahma),中间是释迦的母亲摩耶‧室利(Maya-Sri)或多产女神。如果接受这种解说,则中间的是表示湿婆和梵天在庆祝释迦的降生。但也可能是呵利帝(Hariti、鬼子母)女神,她是保护儿童和鼓励多产的女神。斯坦因曾在和田Farhad Beg Yailaki遗址发现过呵利帝的壁画,上面有五个儿童戏耍,年代为六世纪末;勒柯克在吐鲁番也曾发现九世纪的麻布画;义净记载过她在印度流行的情况;因此,中间的女神很可能是呵利帝。鲍默说在梵天的右侧,还有一像,可惜已残毁 。 
       关于西墙南侧下面另一组绘制更为精细的三人组合神像(图4),鲍默的描述和比定如下:(1)左面是三头的梵天(Brahma)神,他上举的左手执三只箭,右手握弓,乘骑是一只雄性野鹅(Hamsa),站在他的膝盖旁。他下垂的左手握着一只公鸡,其归属的含义不明。(2)右面的神祇明显的特征是他的动物头,像一头雄性野猪或狼。乍一看好像是毗湿奴(Vishnu)的第三化身口+缚啰贺(Varaha),但更可能是保护儿童身体健康的仁慈的神祇(graha之一)。斯坦因曾在敦煌发现六幅纸画,上面有汉文和于阗文题记,神祇的特征是动物或鸟的头,根据题记,他们都是护佑儿童脱离灾难的神祇。(3)中间的女神带着两个小孩,一个是怀抱的包裹起来的婴儿,一个是坐在她的左膝上的儿童,把她看作呵利帝最为合适。这种保护儿童的信仰在丹丹乌里克的流行,可以从斯坦因在D. II发现的一个木板画上得到印证,上面绘有两个妇女,各抱一个裹着的婴儿 。 
       鲍默新发现的这两幅壁画的共同特征是,中间为怀抱婴儿的女神,旁边两个是男神,都有头光,除了一尊神像外,头均略向右侧,这是此前发现的丹丹乌里克木板画的特征。而神像面部浑圆,富有于阗宗教神祇的普遍特征。鲍默认为,第一组神像从左到右依次为摩酰首罗(Mahesvara)、呵利帝(Hariti)、梵天(Brahma),第二组从左到右为梵天、呵利帝、慈善的graha神。他是按照印度教到佛教金刚乘的发展顺序加以解释的 。 
       按照学术界已经确定的印度教神祇与祆教神祇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把鲍默新发现的三人组合神像的壁画给予重新的解释。 
       第一组左面的神像,用印度教来看是湿婆(Shiva),依佛教的观点是摩酰首罗,在祆教徒眼中,他则是一个胡天神,如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记长安布政坊胡祆祠云:「武德四年(621)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酰首罗也。」 换句话说,就是佛经所谓摩酰首罗,就是西域的胡天神。这个说法得到了于阗木板画的印证,即莫德举出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编号为Skrine C的木板画,其背面下方模糊的神像,正好对应于斯坦因丹丹乌里克所发现的D. VII. 6正面清晰的画面(图5),也就是三头、四臂、骑双牛的湿婆形象,而这个木板的背面画像是波斯王子的神像,正好和Skrine C正面上方的神像对应,他们都是成组的双神像的组成部分 。这组神像位于北墙西面的角落下方,只是勾勒出基本线条,还基本上没有涂上颜色,这个神像的牛也只画了一头,而不像是D. VII. 6那样有两头牛并且涂上了颜色,这种两头牛对称作为神的坐骑是祆教神像的特征之一。还值得指出的是,左边这幅图像的面部表情,与上述D. VII. 5木板画上方骑马托钵的神像非常一致。这些线索可以让我们把这幅图像也给予一个祆神的解说。 
       第一组右面的神像,用佛教来解说应当就是梵天(Brahma),其三头和D. X. 3木板正面三人组合神像右边的梵天相同(图6),后者莫德认为是粟特的风神(Weshparkar),片吉肯特粟特壁画上的Weshparkar也是三头 。更有意思的是,新发现的神像没有D. X. 3木板画上的弓和钵,而是上面的两手握着太阳和月亮,下面的两手横握三叉戟,在粟特壁画上,Weshparkar是立握着一杆三叉戟(图7),这使我们更容易把这幅图像视作祆神。 
中间怀抱婴儿的女神还无法在伊朗神祇系谱中找到对应者,她可能就是在于阗地区备受崇拜的呵利帝神 。 
       第二组三人组合神像的壁画位于寺庙西墙偏南的角落下面,用朱笔勾勒线条,只有部分地方涂上了绿色,整体也未绘制完成。左面的一幅神像也是佛教的梵天,三头,和D. X. 3木板画上的梵天一样,上面的两手分别握有三只箭和一张弓,只是左右颠倒。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神像下面的左手握着一只公鸡,并且是坐在一只鹅的身上。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佛典《太子须大孥本生经》和Pelliot sogdien 8中,提供了另一种佛教神祇和祆教神祇的对应关系,即梵天对祖尔万(Zurvan),因陀罗(Indra)对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或阿摩(Adh-bagh),摩酰首罗对风神(Weshparkar) 。如果按照这种粟特观念,在此把梵天对应于祖尔万似乎更为合适,因为在祆教图像里,祖尔万的坐骑正是鹅 。不过,在一个寺庙里用两种观念来绘制同一种神像,又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把这幅神像看作是上半截的风神和下半截的祖尔万的结合似乎更合理一些。 
       这组图像的右面很像是印度教神祇,可能是源于印度的地方信仰。中间的一幅也是呵利帝,在这里更可能是代表着地方的信仰崇拜,而不是镶嵌在佛教的上下文中的呵利帝像。 
       笔者在此并不是想做艺术史的图像比定,而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所不大的佛寺中,何以有如此多的看似祆神的形象?这些祆神像有的成组并列地出现(D. X. 3),有的则和其他佛教、甚至一些地方信仰的神祇放在一起。 
       上文已经说明,丹丹乌里克遗址即唐朝于阗王国治下的杰谢镇所在,这里出土的于阗文和汉文文书表明,当地曾有从中亚来的粟特商人,有些在八世纪中叶已经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 。而且,杰谢镇的首领斯略的官号「萨波」,于阗文作spāta,这一官称很可能直接来自粟特文的s』rtp』w,即由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意思,汉文史料中称作「萨保」、「萨甫」、「萨宝」 。根据斯坦因对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分析,以及我们对这里出土文书的考察,目前发现的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年代主要是八世纪的下半叶。新发表的俄藏和田出土文书Dx.18923 中「首领萨波」一词 ,表明此时的「萨波」仍然保有粟特文「萨保」原意,也不排除杰谢这个地方是由一个粟特商人的聚落发展而成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大量粟特人以及粟特首领的存在,自然会把他们在粟特本土的宗教信仰——祆教带到新的聚落当中来。对于于阗的粟特祆神像的来历,莫德提出两种可能,一是信奉粟特宗教的旅行者把他们的异教神祇镶入佛寺的万神殿当中,一是从很早以来粟特神祇就已经成为丝路南道佛教部派中常见的神像要素 。就我们所讨论的上述不同宗教神像的共存现象来看,很可能的一种情形是,粟特人曾经在杰谢这一丝路孔道上的村镇经行和居住,他们原本应当有供奉自己的祆神的祆祠,但于阗自古以来即是西域南道的佛教圣地,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因此,来到当地的粟特人或可能逐渐皈依了势力强大的佛教,或仅仅是表面上承认佛教在当地信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并不甘心放弃自身原来的信仰,于是他们仍然把自己所喜爱的祆神形象,以类似于佛教神祇的形象绘制在佛教寺庙不太显眼的地方,以这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巧妙地在潜意识里继续膜拜着来自故土的神灵,遵从着先辈的信仰。和田巴拉瓦斯特(Balawaste)发现的一幅壁画,上面是立佛和影塑千佛,佛脚的下面,分别绘有摩酰首罗、骑者、禅定佛 。按照莫德的解说,这三个神像都可以视为粟特神祇,骑者神见于许多木板画,与之最像的一幅是D. VII. 5上的骑驼神。两边的神像分别对应于Skrine C正背面下方的两个神像,其中左边的神像与D. VII. 6很相似,只是脸的方向不同;右边的一位是粟特人最为崇拜的娜娜(Nanā)女神,她在上面反复提到的D. X. 3木板画上位于中间 。我们把莫德分别论述的图像放在一起(图8),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把这些祆教杂神置于佛像下面的含义。目前所见的这些祆教的形象,大多数是在房屋最下层的部分,或者是放在最下面的木板,与其他地方神祇有时混在一起,而佛寺的上面则绘制着千佛,雕塑着佛像,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四、结语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王国,往往对各种宗教和文化采取相容并蓄的态度,使得多种宗教文化有时共存于一城一镇,它们互相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在杰谢这样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域,不同宗教的混同现象可能更加突出,反映在当地寺庙的图像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既是佛像、又似祆神的形象了。 
      从过去到今天,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常常会引发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人产生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乃是水火不兼容的这样一种错觉。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世界里,从各种宗教流行和分布的情形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并非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它们之间的混同与共处。或许,这是从最初就已注定了的。因为,正如著名的宗教研究专家韦伯洛夫斯基(R. J. Zwi Werblowsky)教授所言:「哪里有文化接触,哪里就会出现宗教信仰的混同现象」 。而范德里吾(van der Leeuw)更明确指出:「每一种宗教,并非就是一种纯而又纯的信仰,而应该是多种信仰成分的融合,这不仅体现在该宗教的形成阶段,也体现在它日后的发展过程中」 。如果我们细究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就会发现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皆是遵循着这样的轨迹的。当然,两位学者所言的这种宗教信仰之间的混同现象 ,在中亚这一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地区的古代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更具典型性。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从贵霜帝国到蒙古汗国,从迦腻色迦到忽必烈,从撒马尔干到吐鲁番,时空虽然在不停转换,统治阶层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绝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独霸天下,主宰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不同的人依靠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的传统、个人的兴趣,或坚贞不渝地遵奉着一种信仰,或从不同的信仰体系中抽取适宜于自身的部分,以信仰为精神支柱,在和平或动荡的岁月里慰藉自己的心灵。而不同的信仰之间,虽然也存在着对立和竞争,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这种所谓的对立和竞争,反而促使各种宗教信仰不仅仅着眼于自身的进步和升华,更注重学习和吸纳别的宗教体系的长处,从而丰富、改造自己,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以占据更多的信仰空间,展现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不同宗教的对立常常引发战争,因此给现代人以突出的印象,常常把不同宗教对立起来。事实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宗教的混同形态的共存,才是历史的主流现象。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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